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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甸甸:从制度、话语到文体 ——过常宝先生的早期文献研究 【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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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甸甸:从制度、话语到文体 ——过常宝先生的早期文献研究 【学
* 来源 :http://www.numibooks.com * 作者 : * 发表时间 : 2018-06-24 07:34 * 浏览 :

  原标题:林甸甸:从制度、话语到文体 ——过常宝先生的早期文献研究 【学术动态】

  二十世纪内,古典文学研究完成了向现代学科的转型,于是一条有关文学传统的脉络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浮现而出,“中国古代文学史”的叙事得到确立和写定。许多有关修辞学、文章学的议题被提炼出来,许多概念被厘清和定义,文学研究从而得以进入更现代、更国际化的讨论空间。

  文学学科的建设,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选择的过程。以“文学性”为标准,一部分古典文献被定义为“作品”,其作者也因之被赋予了“文学家”“诗人”等身份。这虽为狭义上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便利,但同时也遮蔽了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。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,应当就是先秦文献的文学研究。先秦文献本身并非纯粹的文学性作品,更难以从作家的角度,考察作品的用心与旨趣。在这个前经典化的时代,不但难觅文献中“文”“史”“哲”三分的边界,甚至连“经”“史”的边界都非常模糊。文献源流尚待辨析,文字章句仍须考证,史事暧昧,经义难明,在这样的背景下,文学研究者能做哪些工作,或者说,在这种泛文化、泛文学的倾向下,哪些工作是真正需要文学研究者来做的,这可能是每一位先秦文学研究者都思考过的问题。

  过常宝先生近十余年来的学术探索,为我们思考如何在泛文学背景下文学本位研究,提供了十分有益的。出于对先秦经典“话语方式”的关注,过先生将文本作者、职事方式和文献行为纳入研究视野,指出先秦文献产生于原史传统,并在《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》(大学出版社,2008年)一书中,以巫史阶层的社会地位、职事方式、话语形态、文化意义为着眼点,勾勒出了“原史传统”在上古时期的传承脉络:原始巫觋所掌握的诸种知识,随着西周职官制度的设立和完善,拥有了书面化的文献载体和伦理上的职事传统。而在春秋时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,巫史文献为文化的下移提供了径,成为“君子文化”的话语资源和媒介。最终,原史传统在战国和西汉被体认和发扬,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核、表达方式、文献系统的完整的文化形态。这一解释为考察上古文献生成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,具有开创性的意义,其修订版已于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
  通过对“原史传统”的研究,过先生又进一步出,先秦文献中的文体,本质上是特定职事或权威人群的话语方式,它从卜祭、训诫、传释到的发展过程,显示了文化到礼乐文化,再到文化的递进顺序。这一思的意义首先在于拓展了先秦“文体”的概念范畴,将文体视作特定文化行为中的文本形态,在此基础上,对文本生成与功能的进一步探究成为可能;其次,“话语方式”的提法,将繁琐且难以穷尽的历史真实,抽象为具有概括力的关系,进而演绎为具有解释力的文化逻辑,最终引入文本研究的场域。在此基础上,得以钩连起文献文本与职事制度,并构筑出“知识观念—制度—文献”的文化模型。

  在这一研究思下,过先生写作了《先秦散文研究——早期文体与话语方式的生成》(人民出版社,2009年)、《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5年)等一系列专著。其中,《先秦散文研究——早期文体与话语方式的生成》一书利用“原史传统”和“话语方式”理论,逐一清理了先秦主要文献的文化背景、意识形态功能和文体特征,了其职事背景或特殊的话语传统,并通过梳理文献之间的结构性关联,展现了先秦文献的发展脉络,而在此基础上大幅修改、补充而成的《先秦文体与线年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  《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》试图从礼仪的内涵和形式两个方面,分析它们对文献及其意义生成的影响,也探讨了文献对“制礼作乐”的意义,以及文献的经典化过程。该书对西周文献制度做了较为完整的考证和描述,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,针对西周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,从前述文化模型中分化出“意识形态—仪式制度—文献”的框架,指出西周形成的“书”、“诗”、“易”、“铭文”等文献既有仪式意义,亦具有意义,而这双重意义即为其经典化的前提。此外,还有《楚辞与原始教》(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4年),作为楚辞研究的专题著作,集中考证了楚地特殊的教和文化传统,还原了楚辞作品的生成和祭祀仪式的关系,进而讨论楚辞的抒情功能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。

  中国上古社会的知识和观念的生成、成型、增长、变革,不但有着自身的逻辑,也与文献的生成和增殖有着互为的关系,这种关系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之一。过先生在近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上古知识、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”中,对知识和观念的萌生、增长、类别、总量等分阶段进行梳理,通过对相关文化、文献制度的研究,构建出一个能够反映早期中国文化发展过程,建立在“知识观念-制度-文献”三维结构基础上的“中国古典传统”的文化模型。这一研究,开辟了上古知识、观念和文献体系的生长规律及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领域,突破了传统文学和文献研究的以思想观念为背景、以创作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为主线的文本研究方式,使得先秦文献研究更加切合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,也使得文献的各方面意义,尤其是其形式、存在方式等方面的文化意义,都能得到关注。

  如前所述,作为现代学科的古代文学研究,仅仅完成了必要性的理论奠基工作,在文献和文学史层面,仍有大量现象与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挖;而文学理论研究,则必然在微观上精致深密,在宏观上多元多态,并承担起价值生产这一终极。先秦文学研究由于时段的特殊性,处理的往往是前个人化写作,前经典化,乃至前文学的问题,而这些问题却同时也是经典化问题和文学问题。它关涉到文献、文学、文化的起源,却又难以剥除在后世中被附着的文本和增殖的意义,正如它难以脱离今日“文学”“文献学”的学科框架。而文学研究确又具有不可替代性,先秦文学所研究的文献资料,既是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,也是历史和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,而所谓的文学主体性,首先就浮现在文本之中。近年以来,古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建设上仍显薄弱,往往更关注文学的外部性问题而非内部性问题,导致针对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反而少有推进,也欠缺自主的理论创新。过先生以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切入“文献传统”的利刃,游走于文本肌理与观念脉络之间,将的文献及其阐释系统分解为多中心、多层次的块面,构筑起具有解释力的文化模型,这对我们文学本位,推进重大问题的研究,具有相当的意义。

  不同于对理论研究的一般印象,话语分析通常以文本为起点,一切问题均在深耕文本的过程中自然浮现。而这不但需要对文字的高度,更要求研究者对“人”这一话语主体有着深刻理解,方能穿过重重文辞的包裹,去背后的话语策略和言说意图。过先生曾于《文史知识》撰短文多篇,对《史记》部分章节和唐宋诗词名篇作出解读,其中一部分结集为《依然旧时明月》(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1年),选择以对话的姿态来解读诗词作品,用流丽的笔触沟通千古文人共有的生命困境。这一系列文章展现出作者在研究者身份之外的另一面,即作品的阅读者,作家的理解者。当然这些身份并不判然有分,过先生对文本的解读,最终建立在他对当时历史文化语境的学认知上。例如对《史记》人物形象的系列分析,实际上暗合着他在“原史传统”的论述中,对司马迁作为“君子文化”的体认者和发扬者——这一身份的判断。藉此,才得以穿过由人物和情节编织而成的叙事网罗,透过传主或壮丽或悲哀的文学幻影,发现叙事者在的困顿,在王国的求索。

  文学终究是关于人的学问,无论是由理论构筑的广厦,抑或从文献传统中被拆解的话语,最终都像同在一个星系的一样,以对人的关怀为引力,围绕着特定的内核而运转。而这个内核,正是每个研究者独一无二的生命母题,或价值立场。文学研究者对文本的理解,对人性的关照,是一束足以穿透历史的,既烛照着文献的幽微语境,又映射着的世界。因此,过常宝先生介入文献的方式具有典范性的意义,而最终构建而成的“知识观念-制度-文献”模型,既开辟了上古文献、文化研究的新畛域,也为先秦研究者在泛文化语境中如何文学本位,发扬文学研究的不可替代性,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范式。

  1986年10月生,浙江绍兴人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2005年至2014年于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,获文学学士、博士学位。2014年至2016年于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。2016年起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担任助理研究员,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。